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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最新章节目录

归档日期:07-07       文本归类:反机降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军事战略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为国家安全和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战略保障。

  军事战略,是对军事力量运用与建设全局的筹划和指导。[1]它是战略指导者基于对军事斗争全局性客观规律的认识,筹划、部署、指导军事力量运用与建设的方略。在军事力量运用方面,既要筹划和指导战争,也要筹划和指导非战争军事行动;既要筹划和指导军事对抗,也要筹划和指导军事合作。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既要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的整体建设,也要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各要素、各部分、各军兵种的建设;既要筹划和指导打赢战争能力的建设,也要筹划和指导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既要筹划和指导当前建设,也要筹划和指导长远发展。

  军事战略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可以从不同角度界定其构成要素。但就军事战略的本质特性和功能而言,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手段是构成军事战略的基本要素。

  战略目标。说明战略目标是国家为了实现总的政治目的而对军事斗争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在一定时期内军事斗争的基本指向和全局上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主要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它既是制定军事战略的出发点,也是军事战略实施的归宿。它从根本上规定了军事斗争的内容、范围、规模、进程和限度,决定着军事力量运用和建设的方向与目标。作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目标必须科学而明确。所谓科学,就是战略目标既不能定得过高,也不能定得过低;既要能满足需要,又要有现实可能。目标定得过高,超越了客观条件的许可,就难以实现,甚至导致失败;目标定得过低,战略的功能和作用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国家安全也得不到可靠保障。所谓明确,就是战略目标既要有质的规定,又要有量的限定;既不过于抽象,又不过于琐碎;既便于把握,又利于执行。推荐

  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指导军事力量运用和建设全局的总纲领、总原则。它规定实现战略目标、完成战略任务的基本途径,规定一定时期内军事力量运用和军事力量建设的重点、主要战略方向、主要作战样式和作战原则,规定使用的主要力量、军事斗争的进程和持续时间等,主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战略方针是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方针政策在军事上的反映,是一定时期内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实践的行动准则,是战略的主体和核心。战略方针是否正确,对于军事斗争的进程和结局有着决定性影响。在军事领域中,战略方针具有很高的规定性和权威性,发挥宏观定向作用,是统揽和牵引各项工作的“龙头”,是进行军事力量运用与建设、军事斗争准备与实施的基本遵循。同时,战略方针对国家的政治、外交领域和国民经济的规划、布局等,也有重大影响。版权

  战略手段。战略手段是实现战略目标的物质力量及其作用方式。任何战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实现。战略手段主要解决“用什么做”的问题,即用什么进行军事斗争,是战略指导者根据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的要求,使用军事力量、开展军事斗争的行动方式。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规定战略行动的目标、方向、纲领和准则,以及实现目标的基本途径,但还不是行动本身,只有通过相应的战略手段,才能将其付诸实施,使其得以贯彻落实。在很大程度上,战略就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没有战略手段的战略是不存在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在力量构成上,战略手段以军事力量为核心,同时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等相关力量在内的综合力量。版权既可以是现实力量,也可以是潜在力量;既可以是硬实力,也可以是软实力。在作用方式上,既可以是战争行动,也可以是非战争军事行动;既可以通过威慑,也可以通过实战。

  可以说,军事战略就是在战略方针指导下,综合运用战略手段,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手段,既是构成军事战略的三个基本要素,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之间互为依托,紧密联系,在任何时间、空间、环境条件下都是不可分割的。只有保持三要素的内在统一和相互之间最佳匹配,才能实现预期的战略效果。

  政治性。军事战略的政治性,是由军事对政治的从属性决定的。战略是政略的体现,是国家大政方针在军事领域的集中反映。任何战略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政治对战略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它不仅从本质上规定着战略的性质、方向、目标和任务,还对军事力量运用和建设的途径与方法具有决定性影响。战略服从政略是一条基本法则。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站在政治高度,从国家利益全局出发进行宏观筹划,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目标的实现。战略指导者在进行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时,必须认清政治背景、分析政治条件、明确政治目标、考虑政治后果。在任何情况下,军事战略都不能超越国家的政治目标,都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军事战略对政治也有反作用。正确的军事战略可以为政治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而错误的军事战略会导致军事斗争失利甚至战争失败,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全局性。古人讲,“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局性是军事战略最基本的特性。军事战略处于军事领域的最高层次,是对军事问题的最高决策,要始终把握好整个军事斗争的全局,照顾好军事力量运用和建设的各方面、各部分和各阶段。当然,全局是可以区分层次的。凡是相对独立的,具有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阶段性质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全局。比如,世界可以是一个全局,一个国家可以是一个全局,一个独立的战区也可以称为一个全局。但是,作为国家的军事战略,它的全局有其特定的对象和范围。具体来说,它把整个国家作为全局,各个方向、各个地区是它的局部;它把整个军事斗争作为全局,各种样式的斗争是它的局部;它把整个战争作为全局,战役和战斗是它的局部;它把整个军事力量作为全局,构成军事力量的各个部分是它的局部;它把军队建设作为全局,各军兵种、各部队的建设是它的局部。在军事领域里,军事战略的层次最高,指导的范围最广,具有统领作用,是各种军事活动的依据和遵循。[2]

  对抗性。军事斗争尤其是战争,是敌对双方以军事力量为主体而进行的对抗和较量。军事战略指导过程,就是敌对双方运用各自力量进行博弈和斗争的过程。对抗性是军事战略的一个显著特征。军事战略的政治性也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对抗性。任何军事战略都是为一定的民族、国家、政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而这种服务往往又是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斗争中实现的。[3]同时,任何军事战略都是针对特定的威胁和挑战提出来的。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必须根据军事斗争对象的特点,建设一支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军事力量;要求战略指导者,不仅要有高敌一筹的谋略和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而且要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敌对双方的激烈对抗中灵活运用和充分发挥军事力量的最大效能,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

  谋略性。谋略是战略指导者基于客观情况而提出的计谋和策略。在一定意义上讲,战略指导就是敌对双方以一定的物质力量为基础进行的智慧和谋略的较量。自古以来,任何军事战略都体现着一定的谋略思想。《孙子兵法》就是一部充满谋略思想的战略巨著,它明确主张“兵者诡道”“上兵伐谋”。实践证明,战略上高敌一筹的谋略往往能产生单纯的物质力量难以达到的结果,或成为物质力量的“倍增器”,使物质力量发挥出超常的功效,甚至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世界战争史上,运用谋略使自己摆脱困境,转弱为强,最后战胜敌人的战例不胜枚举。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们都很注重以智取胜,这是中国军事战略文化的优秀传统。在战略指导上,主要表现在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运筹帷幄、深谋远虑,整体运筹、谋局造势,灵活应变、出奇制胜等方面。

  相对稳定性。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情况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求军事战略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也就是说,军事战略必须随着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军事战略是不存在的。然而,军事战略是对军事力量运用和建设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处于军事领域的最高层次,指导范围广,影响重大而深远,只要总的战略形势和目标任务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军事战略就需要保持基本稳定。因此,军事战略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相对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战略指导的对象是相对稳定的。战略指导的对象是军事力量运用和建设的全局。由于一定时期内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性质和程度是相对稳定的,军事斗争的主要对手、战略方向和斗争方式也必然相对稳定。同时,军队建设的战略目标、总体思路在一定发展阶段,也要保持相对稳定。其次,战略的基本指导原则是相对稳定的。军事战略作为国家根本性的军事政策,其基本指导原则受国家所遵循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支配和制约,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也是基本稳定的。再次,战略的基本内容是相对稳定的。军事战略主要是通过规定战略目标和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手段等内容而表现出来的。这些内容指导范围广,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一旦确定,就成为行动的准则和依据,应当保持基本稳定。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战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国家的政治要求和大政方针,从根本上规定了军事战略的政治性质,规定了军事战略的使命和任务。无论是筹划指导军事斗争还是筹划指导军队建设,军事战略都必须以积极有效的活动方式,坚决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和任务。

  军事战略是党和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接受国家战略的指导,以实现党和国家总体战略提出的目标和要求为准则,坚定不移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总体战略。

  根据党和国家总体战略的要求,规定军事战略目标和任务。军事战略接受国家战略指导,必须按照党和国家总体战略的要求,规定军事斗争的战略目标和任务,选择恰当的军事斗争方式,与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战略做好密切配合,共同实现既定的战略目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战略是实现党总体战略目的的强力手段,其目标任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战略的配合下,筹划和指导武装斗争,直到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和平发展时期,党和国家的总体战略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军事战略处于服从服务的位置,它的目标和任务是有效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管控局势、塑造有利环境、遏制和打赢战争,为国家持续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按照党和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实施军事战略谋划和指导。我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执行党和国家赋予任务的武装集团。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按照党和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实施军事战略谋划和指导。一是依据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需求,全面分析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的情况,从国际战略形势、周边安全环境、国内稳定状况和国家实力的发展状况出发,对战略形势进行综合判断。二是根据国家安全威胁、我军实力发展和整体战略态势,制定军事战略方针。三是根据目标任务、战略方针和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结合敌情和地理环境特征,科学谋划,做好战略部署。四是贯彻落实各项战略举措,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

  随着党和国家总体战略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军事战略调整。军事战略既具有相对稳定性,也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战略指导者都应当根据不断变化的战略形势、根据党和国家总体战略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军事战略调整,做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争取和掌握战略主动权。实践表明,成功的军事战略必须与时俱进,与党和国家的总体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国防政策的时代内涵,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指出,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有可能推迟或避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对军事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使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由“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军事斗争准备的着眼点也由打赢全面战争向打赢局部战争转变。在新形势下,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与我国实力提升,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中央制定了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与之相适应,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任何战略目标的实现与国防政策的实施,都必须以一定的军事力量为基础。军事战略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依托国家实力和科技进步,着眼战争形态变化,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夯实遂行军事任务的力量基础。

  明确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体思路。首先,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目标。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军事战略都应着眼国家实力变化和军事斗争需求,从宏观层面规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目标,有效牵引和指导武装力量建设发展。例如,1981年,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4];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明确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其次,制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体规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目标确定之后,还必须制定一个长远的总体规划来统领。例如,在20世纪末我国曾经提出过国防和军队建设三步走的总体规划:第一步,到2010年,努力实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各项要求,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加快我军质量建设,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发展;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6]

  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事项。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安全发展和资源调配的各个方面。为了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质量效益,必须以军事战略为统领,按照总体思路,提出其中的重大事项,予以高度关注、深刻把握和严格落实。一是制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规划。新中国建立以来,每隔一定时期,我军都会制定五年发展规划,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提出具体的计划步骤,对建设的落实情况进行战略评估,依据建设状况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实践表明,这一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我军能力的稳步提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是指导各军兵种的发展建设,规定各军兵种的建设目标、战略要求、能力指标、发展步骤等。三是明确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任务重点,包括国防科技的发展布局、重要武器装备的研发制造、新型作战力量的建设发展、重要方向的战场建设、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等。四是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资源投入。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物资、人员和技术投入。随着信息化战争时代的来临,国防和军队建设对经费的需求越来越大,需要国家经济的长期支持;对人员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国家人力资源的大力支撑;对高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需要国防科技的不断创新。

  军事斗争既包括冲突激烈的战争,也包括其他方式的军事斗争。其中,战争的威胁最大、地位最突出,是军事战略筹划的重心。一方面,战争的发展和战争经验的积累,为军事战略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军事战略的运用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战争活动,从而在历史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这些都决定了军事战略最核心的任务与功能,是筹划和指导以打赢战争为重点的军事斗争。

  判断战争威胁。准确判断战争威胁,是准备和打赢战争的前提。一般来讲,判断战争威胁需要统筹考虑利益冲突、军事实力、战略意图、军事部署四个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是看某个国家与我国是否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和重大战略分歧。国家利益是判断战争威胁、分析战略意图的主要依据。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利益,尤其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通常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据此可以判断某个国家与我国是否存在根本的利益矛盾,判断其在一定时期内的战略企图。二是看其是否拥有危及我国安全或者侵害我国主权、利益的军事力量和战争潜力。实力是产生威胁的基础,军事实力是构成战争威胁的基础。一个实力弱小的国家无法在短期内对强国构成严重威胁,尽管它可能怀有敌对的意图。相对而言,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可能对我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三是看其是否采取敌视我国的政策,特别是有无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战略意图。战略意图是产生战争威胁的关键因素,往往是战略意图引导军事实力运用的指向和对象,据此确定谁是对手、谁是朋友,以及各种战略关系。四是看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军事部署。如果前面三个因素都具备,应当考察对手的军事部署情况,据以判断战争威胁的现实性或潜在性。如果对手实施了针对性的军事部署,战争威胁就比较现实;如果没有实施针对性的军事部署,战争威胁还处于潜在阶段。[7]

  明确战略指导思想。战略指导思想是对军事斗争全局性指导规律的科学认识和理论概括,是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从当时的形势任务出发,准确判断我国安全面临的战争威胁,研究制定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战略,确立了不同时期的战略指导思想,对于筹划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发挥了重要的统领作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以打赢战争为基本内容的。90年代初期,在战略指导思想中增加了遏制战争的内涵,既要求坚决打赢战争,也强调遏制战争的爆发。进入21世纪,在战略指导思想中又加入了遏制危机的要求,将战略指导的重心进一步前移,注重遏制和管控危机。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战略博弈更加复杂,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中央、进一步充实完善战略指导思想的基本内涵,在调控危机、遏制和打赢战争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营造有利的战略环境。

  规定军事斗争的重点。军事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依据战略形势变化、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状况和国家战略利益需求,规定军事斗争的重点。一是确定主要战略对手和主要作战对象。在同一个时期内,面临多种安全威胁或多个对手时,必须确定主要作战对象,以便集中力量重点应对,避免树敌过多,避免多线作战。二是确定主要战略方向。通常选择对我威胁最重、危害最大的方向为主要战略方向。三是确定战争准备的基点和基本作战思想。战争准备的基点就是战争准备的立足点和着眼点,主要解决未来准备打什么仗的问题。战争准备的基点通常要瞄准对我威胁最大、强度最高、最有可能实施的战争样式。比如,立足于打全面战争还是局部战争,立足于打机械化战争还是信息化战争等。战争准备基点明确以后,应当根据未来可能打什么仗,确立符合战争指导规律的基本作战思想,明确基本作战方法、主要作战形式、主要作战样式、战略阶段划分等。此外,还应当突出对军事斗争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问题的筹划和指导,统筹解决全局威胁与局部威胁、打赢战争与遏制战争、实战与威慑、军事力量运用与建设的关系,统筹解决军事斗争与其他领域斗争的相互配合问题,筹划指导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运用,解决军事力量运用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中国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点,是我们战胜国内外一个又一个强大敌人的法宝。在革命战争年代,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形成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军事斗争中得到运用与发展。进入21世纪,面对时代特点、战略格局和使命任务的新变化,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涵更加丰富,成为我们筹划指导以战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运用与建设全局的基本遵循和根本依据。

  中国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成为我国始终坚持的军事战略思想。其根本内涵是,坚持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以积极主动的攻势行动达成战略目的,实现防御性与积极性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积极防御的本质就是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8],始终在政治上、道义上保持主动。在军事层面,积极防御的本质就是所说的,“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9]其精髓是防御自卫、后发制人,攻防结合、注重攻势,力争速决、准备持久,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立足于复杂困难情况下准备和打赢战争等。

  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要求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这既是国家社会制度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和平思想的一脉相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决不侵略别的国家,也决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略我们。如果敌人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就将奋起抵抗,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攻防结合,注重攻势。重视战争准备和攻势行动,通过进攻达到战略防御的目的。它集中体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攻势行动有机结合起来,在战略防御过程中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二是把战略防御适时地导向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即充分利用战略防御造成的有利态势,以带决战性的战略反攻从全局上转变防御地位,继而发展为战略进攻,坚决打赢战争。在现代条件下,由于战争形态发生变化,战争持续时间较短,不一定总是存在战略防御阶段,有时战争初始就必须实施战略反攻或进攻。

  力争速决,准备持久。奉行战略持久或者战略速决,主要是由敌我力量对比决定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长期面临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军事优势,是不可能速胜的。正如所指出:“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10]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战争指导者就要想方设法,迫使敌人同我们打持久战。在现代条件下,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大大提高,战争的节奏和进程明显加快,出现了首战就是决战、一战定胜负的局面。战争的破坏和消耗空前增大,为了减少战争破坏和战争消耗,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战争一般力求速战速决。在力争速决的同时,也要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通过各种有效战法,不断削弱敌人的优势,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实现强弱、优劣的转化,最终战胜敌人。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强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在作战指导上,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时间、地点、部队、任务和条件为转移,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实行灵活机动的自主作战。在战法运用上,注重防御与进攻、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在战争中有机结合,各种作战形式与具体行动的灵活运用与转换。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保持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夺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正如所说:“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这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说:“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11]

  立足于复杂困难情况准备和打赢战争。战争是一个充满盖然性的领域,只有立足复杂困难情况,一方面注重未雨绸缪,瞄准强手、盯住对手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强调全面应对,多设想几种情况,多做几手准备,坚决打赢战争,才能掌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曾指出:“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了反侵略战争准备,有效遏制了敌人可能对我国的军事入侵,避免了主要战略方向发生战事。新形势下,虽然不需要全国军民盘马弯弓做举国迎敌的准备,但必须居安思危,清醒认识面临的战争威胁,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必要的和充分的战争准备,确保战胜敌人。

  我国长期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不仅是军事实力对比和战略战术上的考虑,更是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统筹国家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重大抉择。安全与发展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是战略指导面临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是通过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来推动二者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

  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利益,为国家发展争取有利的战略环境。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要求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在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过程中,为国家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国家安全利益通常可以分为核心安全利益、重要安全利益和一般安全利益三个层次。在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核心安全利益上,我们没有妥协和退让的余地。如果核心安全利益面临威胁,必须动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所有力量手段,确保核心安全利益不受侵犯。例如,一旦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受到侵犯,必须以积极的军事行动和坚强的决心意志坚决捍卫,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战略支撑。在事关国家发展的重要安全利益上,我们要综合衡量,有选择地使用军事手段。如果国家的重要安全利益受到威胁,需要统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的运用,必要时采用军事行动达成战略目的。对于一般性的国家安全利益,通常使用政治、经济、外交手段解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考虑使用武力。总之,只有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决心,才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才能推动国家的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要求主动发现和应对各种威胁挑战,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注重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为国家安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支撑,安全与发展是国家利益的两个基本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够为国家安全提供的物质资源有很大差别。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经济建设基本上是一穷二白,投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资源非常有限,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十分薄弱。进入21世纪,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有了大幅提升,用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资源不断增加,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也有了相应的提升。当前,围绕国家发展与阻挠发展的博弈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形式。谁发展得好、发展得快,谁就拥有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谁就能够赢得未来的战略主动。新形势下,坚持和创新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更好地促进国家的长远建设,为国家安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统筹国家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需求,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国家安全与发展辩证统一,不可偏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教训。例如,我国宋代经济十分繁荣,但是长期忽视国防和军队建设,没有从根本上提升国家安全能力,致使在辽、金、元等对手面前一败再败,国家积聚的财富也付诸东流。再如,海湾战争爆发前,科威特人均收入居世界前列,但长期忽视国防建设,在伊拉克军队的进攻面前不堪一击,最终也丧失了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些都是忽视国家安全的惨痛教训。反之,在安全问题上过度投入,忽视国家发展利益的做法也不可取。例如,在冷战时期,苏联为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维持争夺世界霸权的力量,将国家战略资源过度投入到安全上,忽视发展问题,致使经济滞后,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停滞,最终在与美国的战略博弈中败下阵来。因此,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必须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走富国强军、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国家安全利益与国家发展利益的有机统一。

  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指导下,既没有孤立于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以外的军事斗争,也没有脱离军事手段支撑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它们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威胁更加复杂,安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顺应时代大势,运用综合斗争手段应对威胁挑战,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重要内涵。

  注重提高军事斗争手段运用的效益。在人类战争史上,如何用最少的耗费和最低的伤亡获取最大的效益,历来是战略博弈双方追求的目标。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造就了足以瞬间将这些财富化为灰烬的战争手段,从而形成了战争目的与战争手段之间的悖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悖论,它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空前加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这样的条件下,运用军事斗争手段来捍卫和谋取国家利益,必须更加重视提高效益问题。首先,对于战争手段的使用,要充分准备,慎之又慎,全面衡量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在打与不打、如何打、打到什么程度、怎样结束战争等重要问题上,做出综合权衡,特别是要对战争的代价和风险进行科学预测,进而确定战争指导方略,力求做到精打、速胜。其次,充分运用非战争方式实现战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国家利益错综复杂的今天,军事斗争的范畴不断扩展,战争虽然仍是最高的战略手段,但也应是尽量避免和少用的斗争方式。相应地,战略目标更多应通过非战争手段来达成。这是国际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外,应以多种手段巧妙配合,把战争手段与非战争手段、高技术手段与普通手段、硬杀伤手段与软杀伤手段等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军事斗争的效益。

  加强军事斗争与其他斗争方式的协调配合。国家安全是综合性的,仅靠军事手段远远不够,必须把军事手段与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社会的手段结合起来,形成整体合力。一是与政治斗争协调配合。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一切军事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政治利益,服从服务于政治斗争需要。同时,军事对政治具有支撑作用,军事斗争能够为政治斗争提供保障。只有二者相互协调配合、互相支撑,才能达到最佳斗争效果。二是与经济斗争协调配合。任何军事活动背后都有经济斗争的身影,经济斗争作为一种重要的斗争方式,与军事斗争如影随形、密不可分。利用经济手段为军事斗争服务,利用军事手段为经济斗争服务,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应有之义。三是与外交斗争协调配合。当前,各国利益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任何地区冲突都会牵动更多国家的利益,引起更多国家的关注,军事斗争的国际化趋势明显增强。一切军事斗争活动,不仅要从本国角度谋划,也要从国际范围统筹。这就要求我们在谋划军事斗争时,合理运筹国际关系,与外交斗争做好协作配合,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总之,应当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统领,不断加强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社会各领域的配合力度,提升战略博弈的整体效果。

  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前所未有,我国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为了有效应对挑战、把握战略机遇,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指导,坚持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进一步拓宽战略视野、更新战略思维、前移指导重心,整体运筹备战与止战、维权与维稳、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注重深远经略,塑造有利态势,综合管控危机,坚决遏制和打赢战争。[12]

  世界并不安宁,各种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我国发展的有利外部条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家免费送给我们的。在战略上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积极作为,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争取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保障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拓展战略防御空间。面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新变化,军队使命任务的新拓展,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指导要求超越单纯守疆卫土的战略思维,拓展战略防御空间,努力形成与安全需求相一致的战略防御态势。一是向海洋空间拓展。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万多公里岛屿岸线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利益驱动,海洋空间的斗争形势日趋复杂。这要求我们高度关注海洋安全形势,向海洋空间拓展战略防御纵深。二是向太空空间拓展。随着太空军事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军事强国大力加强军事航天力量建设,来自太空的竞争压力和威胁挑战不断增加。为保持太空的行动自由和开发利用,需要密切跟踪掌握太空态势,提升维护太空安全的能力,应对太空安全威胁与挑战,保卫太空资产安全,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维护太空安全。三是向网络空间拓展。网络空间既是军事力量体系聚合的纽带,也是大国战略竞争的焦点。我国是遭受网络入侵较多国家之一,网络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有效应对信息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应当提高网络空间态势感知、网络防御、支援国家网络空间斗争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遏控网络空间重大危机,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优化军事力量布局。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实力持续提升,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同时,我国越发展,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也会越多。我国将面临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在我国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军事斗争的任务更加艰巨。为了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需要优化军事力量布局,努力构建与军事斗争任务相一致、与国家利益需求相适应、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军事力量布局。根据中国地缘战略环境、面临安全威胁和军队战略任务,构建全局统筹、分区负责,相互策应、互为一体的战略部署和军事布势[13];根据太空、网络空间等领域威胁挑战的变化情况,加强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构建维护新型领域安全的力量布局;根据国家利益向海外发展的趋势,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的国际安全合作,构建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的前沿布势。

  灵活运用军事手段。军事战略不仅筹划指导战争行动,也筹划指导各类非战争军事行动。新形势下,在扎实做好战争准备的同时,应不断创新发展军事力量运用的方式方法,灵活运用军事手段,积极营造有利的战略环境。一是灵活运用反恐行动、维稳行动、抢险救灾、安保警戒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维护国内安全稳定,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我国是受威胁比较严重的国家,运用军事手段与作斗争,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公共安全,是我军面临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二是灵活运用军事威慑、联合军演、边境封控等军事行动,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志和决心,降低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不战而胜是战略运筹的最高境界,军事威慑是力量运用的积极方式。新形势下积极防御,既要立足以战止战,更要追求以慑止战,着力营造不受侵犯的战略态势。三是灵活运用国际维和、国际救援、保交护航、军事互访等行动样式,深化国际安全合作。消除误解与隔阂,增进军事互信,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

  随着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各种类型的军事危机时有发生,防范和调控危机成为军事战略筹划指导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危机通常处于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如果不能有效预防和处置,可能对我国和平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干扰。在新形势下,应当积极防范和调控危机,为国家安全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

  防患未然,力求遏制危机。危机,是危险与机遇的统一体。作为危险的一面,它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对于各类危机,应当加强防范,遏制其发生。尤其对于那些可能对我国安全和发展产生较大破坏性的军事危机,必须坚决遏制。在战略层面,应当为遏制危机制定中长期战略对策。例如,构建大国战略平衡框架,构建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关系,通过军事援助、联合训练、技术合作等方式维护共同利益等。在制度层面,应当为遏制危机构建预防机制和法律法规。加强机制和法规建设,明确危机处理机构内部各单元的职责和权限,做到责权明晰。在行动层面,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军事危机,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加强危机预测预警,减少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做到有备无患、制止危机于萌芽状态;拟定灵活的应对方案,对危机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局势做出预测分析,针对性地加强演练;展开实战化训练,提高处置各类危机事件的能力水平。

  量情施策,正确处置危机。一旦危机发生,应当区分危机的性质和强度,针对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周边热点问题、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重大自然灾害等可能引发的不同危机,要在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下确定是否使用军事力量,严格控制使用军事力量的时机、方式和规模,力避周边危机演变为国际危机,力避非军事危机转化为军事危机,力避军事危机上升为军事冲突和战争。通常有三种处置方式:一是遏止危机。一旦发生对于我国利益危害较大、破坏性较大的危机,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坚决遏止,尽快消除,防止危机事态蔓延,防止危机事件发酵,防止影响扩大、升级,或者走向战争。二是影响危机。针对军事危机酝酿、发生和平息的全过程,采取相应措施,对危机态势和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最大限度地消除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防止危机扩大和升级。三是搁置危机。在危机相关方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实施“冷搁置”或“热搁置”的方式,暂时将危机搁置起来。

  因势利导,积极调控危机。调控危机,是指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综合运用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各种战略资源,对各种潜在与现实危机加以防范、引导、控制和利用。通过改变危机发生发展的条件和影响因素,引导危机朝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改善战略态势,达成战略目的。基本思想要求是积极运筹,有效控制危机的危险影响,努力实现从被动遏制、应对和化解危机,向主动驾驭、控制乃至利用危机转变。一是在战略态势对我方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沟通交流、利益协调、转移关注点等方式,避免和延缓危机发生;二是在危机事件难以避免的情况下,通过采取灵活行动、展示能力和决心意志等方式,引导危机向对我方有利的方向发展;三是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充分准备,驾驭和利用危机,改善战略态势。

  在战略指导上,我国坚定奉行和平发展的战略道路,绝不走近代西方依靠战争崛起的发展模式,但也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在主观愿望上,我们不希望打仗,不打仗最好,但要清醒认识面临的战争威胁,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善谋打仗、能打胜仗。

  加快提升军事实力,夯实应对战争威胁的能力基础。没有能力,一切战略都是空想。无论遏制战争还是打赢战争,无论管控危机还是营造环境,依靠的都是军事实力。面对各类战争威胁与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最需要做的也是加快提升军事实力。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信息化战争形态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紧推进军事变革和转型,加快提升军事实力。美国在总结反思近期局部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动“二次转型”,打造了一支比较成熟的现代化军队。俄罗斯明显加快了军队改革步伐,重塑军事力量体系,并在周边危机事件中小试牛刀。相对而言,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必须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幅度提升军事能力,建设一支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夯实应对战争威胁的物质基础。

  牢固树立打仗意识,做好随时投入战争的充分准备。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事战略筹划指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一个国家来讲,战争是最严峻的考验,要想打赢战争必须要做好想打仗、敢打仗的准备。一是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打仗意识。只有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打仗意识,才能在战争真正来临的时候,做到能打仗、打胜仗。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因为全国军民有“时刻准备着”的忧患意识,有战胜强敌、敢于亮剑的决心意志,才顶住了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二是要有扎扎实实的训练和战备。国家可以数十年无战事,但不可一日不备战。能打仗、打胜仗的底气在于平时的刻苦训练、精心准备。这种训练和准备,是积蓄能量、蓄势待发的过程,是为提升战斗力、确保能打胜仗而努力的过程。开国大将粟裕,终生不会打牌下棋,不会喝酒跳舞,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观地形、看地图、研究战役战术。正是这种始终如一的准备打仗的意识,造就了“常胜将军”的美誉。新形势下,虽然时代主题发生变化,虽然长期没有爆发战争,但是打仗意识、战备思想一刻也不能放松。只有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牢固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平时扎实备战,才能在战时敢于亮剑,战胜一切敌人。

  高度关注海上威胁,努力打赢来自海上方向的战争。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海上方向面临的威胁挑战日趋复杂。一方面,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不断从各个方向尤其是海上方向加大对我国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同有关邻国还存在岛礁争议,存在海洋权益争端。部分国家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与霸权国家的怂恿支持,纷纷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海洋战略,不断挑起事端,加大对我国岛屿与海洋权益的侵蚀力度。在东海方向,日本政府加速右倾,加快外向性、进攻性、冒险性战略转变,打着支持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旗号,解禁集体自卫权,加快提升自卫队实力,将军事部署的重心指向西南,对我国安全构成威胁。在南海方向,个别海上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挑衅性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方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一些域外国家也极力插手南海事务,个别国家对华保持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海上方向维权斗争将长期存在。由于领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在海上方向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加大。新形势下,必须站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全局,高度关注海上军事斗争,着眼应对各种类型特征、各种规模强度的军事冲突,加大海上战争的研究和准备,努力打赢海上局部战争。

  依据未来战争特点,针对性地加强战争筹划与指导。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战争,是典型的信息化局部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和发展趋势,实施正确的筹划和指导。一是信息主导,夺取制权。在信息时代,信息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以制信息权为核心的综合制权的争夺空前激烈,拥有信息优势并能将其转化为决策与指挥优势的一方,能够更多地掌握战略主动权。二是体系对抗,联合制胜。未来战争表现为体系对抗,以战场综合信息网络为基础,能够将战场感知、网络通信、指挥控制、精确打击、支援保障等作战力量和要素高度融合,构成密不可分的作战体系,战争的整体性越来越强,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样式。要想赢得战争,就必须适应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发展变化,着力构建要素齐全、运行顺畅、反应灵敏、功能强大、稳定可靠的联合作战体系,力求联合制胜。三是扬长避短,自主作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运用各类战法和作战样式,利用矛盾法则,搞清楚敌人的优势是什么、软肋在哪里,我方的优势是什么、弱点在哪里,努力做到知彼知己,扬长避短,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四是精打要害,破击体系。着眼体系对抗,把打击重心始终瞄准敌人作战体系的要害部位和关键环节,通过瘫痪敌人的作战体系,削弱敌人的战争潜力,谋求战争胜利。此外,未来战争涉及的国际背景更加复杂,将受到多方面制约,在战略指导上还应加大国际战略运筹力度,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总之,战争准备越充分,越能够赢得战略主动权。我们既要有推进和平发展的战略定力,也要有维护和平发展的战略能力,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4]《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军队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7]肖天亮:《肖天亮讲稿自选集》,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国防建设是国家为提高国防能力而进行的综合性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受国家政治制度、国家发展战略、国防战略、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地理条件、文化传统和国际战略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就把国防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国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新形势下,中国的国防建设必须坚持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为依据,以富国强军为目标,以现代化为中心,走军民融合式的发展道路,全体军民共同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国防建设主要包括国防领导体制、武装力量、边海防、兵役制度、国防科技工业、国防动员和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国防领导体制是指国防领导的组织体系及相应制度,主要包括国防领导机构的设置、职权划分、相互关系等。它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设有最高统帅、最高国防决策机构、国家行政机关中管理国防事务的部门、武装力量领导指挥系统等。中国根据宪法、国防法和有关法律,建立和完善国防领导体制。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防活动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在国家生活包括国防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领导。”宪法和国防法还分别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国防方面的职权。根据宪法和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领导职权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主席、国务院、行使。

  中共中央的国防领导职权。中国作为执政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共中央在国防事务中发挥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有关国防、战争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由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决策,通过必要的法定程序,作为党和国家的统一决策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国防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国防职权主要有: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制定有关国防方面的基本法律;选举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并有权罢免以上人员;审查和批准包括国防建设计划在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包括国防经费预算在内的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国防方面的不适当的决定;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国防方面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国防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制定有关国防方面的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包括国防建设计划在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包括国防经费预算在内的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做的部分调整方案;监督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军事法院院长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有关国防方面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规定军人的衔级制度;规定和决定授予在国防方面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国防方面的其他职权。

  国家主席的国防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国防方面的职权主要有: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动员令;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有关国防方面的法律;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授予在国防方面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有关国防方面的条约和重要协定;行使宪法规定的国防方面的其他职权。

  国务院的国防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其行使的职权包括:编制国防建设发展规划和计划;制定国防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和行政法规;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和人民武装动员、人民防空、国防交通等方面的有关工作;领导和管理拥军优属工作和退出现役军人的安置工作;领导国防教育工作;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领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的建设和征兵、预备役工作以及边防、海防、空防的管理工作;法律规定的与国防建设事业有关的其他职权。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国防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最高国家军事机关,负责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其职权主要包括: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决定军事战略和武装力量的作战方针;领导和管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制定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和编制,规定总部以及战区、军兵种和其他军区级单位的任务和职责;依照法律、军事法规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武装力量成员;批准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体制和武器装备发展规划、计划,协同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会同国务院管理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为同一机构。

  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为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组成人员为: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根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总体部署,2020年前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要着眼于贯彻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通过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重大举措,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同时,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落到实处。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全部实行派驻审计。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确保它们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为有效实施国防领导,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还建立了协调会议制度。国防法规定,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情况召开协调会议,解决国防事务的有关问题。会议议定的事项,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组织实施。国家还建立了国防动员委员会,它是国务院、领导下主管全国国防动员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国务院、领导兼任,委员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机关有关领导组成。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下设综合办公室、国家人民武装动员办公室、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国家交通战备办公室和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

  中国现行的国防领导体制,是根据1982年通过的宪法确立的。在对宪法进行修改的过程中,提出,应当设立国家的,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应当有所规定。宪法修改草案形成以后,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对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作了解释。通知指出,军队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根本的宪法,对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应当有所规定,否则,就很不完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这是有关国家体制和军队领导体制的很重要的规定,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设立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决不是取消或者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党的和国家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组成人员和对军队的领导职能完全一致,只是在党内和国家机构内同时有两个地位,而这在国家体制上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领导体制不但能够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而且便于运用国家机器,加强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中国国防领导体制的突出特点,就是国防领导权集中在中共中央,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大政方针由中共中央制定,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权属于中共中央。中国国防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国防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充分说明这是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国防领导体制。新形势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国防领导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主要是细化各部门的职能和权力,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充分发挥国防领导体制对国防事务的领导和组织功能。重点是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国家武装力量的组织结构受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军事战略以及地理环境、人力资源、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建立发展了适应人民战争需要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逐步停止,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武装力量的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要防备和抵御侵略,坚决打击外部来犯之敌;另一方面要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社会稳定,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从内部进行颠覆和破坏。适应新任务的需要,中国对于如何改进传统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进行了长时间的实践和探索,逐步发展为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既可以在平时满足维护国内安全的需要,又能在战时充分发挥各部分武装力量体制的优长,增强整体威力,符合中国的国情、军情,符合中国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特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骨干力量,由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组成。现役部队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

  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于1927年8月1日,起初仅由陆军组成。陆军是中国最早建立和领导的武装力量,历史悠久,敢打善战,战功卓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陆军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陆军主要担负陆地作战任务,区分为机动作战部队、边海防部队、警卫警备部队等。陆军机动作战部队包括若干集团军和部分独立合成作战师(旅),集团军由师、旅编成。陆军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作战型转变,加快小型化、多能化、模块化发展步伐,适应不同地区不同任务需要,组织作战力量分类建设,构建适应联合作战要求的作战力量体系,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持续作战能力[1]。

  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于1949年4月23日,是海上作战行动的主体力量,担负着保卫领海主权、维护海上安全和海洋权益的任务,主要由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陆战队、岸防部队等兵种组成。海军下辖北海、东海和南海3个舰队,舰队下辖舰队航空兵、基地、支队、水警区、航空兵师和陆战旅等部队。2012年9月,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交接入列。中国发展航空母舰,对于建设强大海军和维护海上安全具有深远意义。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2]。

  空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于1949年11月11日,是空中作战行动的主体力量,担负着保卫国家领空、保持全国空防稳定的任务,主要由航空兵、地面防空兵、雷达兵、空降兵、电子对抗兵等兵种组成。空军下辖战区空军和1个空降兵军。战区空军下辖基地、航空兵师(旅)、地空导弹师(旅)、雷达旅等。空军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实现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构建适应信息化作战需要的空天防御力量体系,提高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3]。

  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原称第二炮兵,组建于1966年7月1日,2015年12月31日正式更名为火箭军。火箭军是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遂行核反击和常规导弹精确打击任务,由核导弹部队、常规导弹部队、作战保障部队等组成。火箭军辖导弹基地、训练基地、专业保障部队、院校和科研机构等,目前装备“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和“长剑”巡航导弹。火箭军按照核常兼备、全域慑战的战略要求,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增强战略制衡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2015年12月31日正式组建。战略支援部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是我军新质作战能力的重要增长点,主要是将战略性、基础性、支撑性都很强的各类保障力量进行功能整合后组建而成的。成立战略支援部队,有利于优化军事力量结构、提高综合保障能力。战略支援部队坚持体系融合、军民融合,努力在关键领域实现跨越发展,高标准高起点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加速发展、一体发展,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战略支援部队。

  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部队组建于1983年,是以现役军人为骨干,以预备役军官、士兵为基础,按照统一编制组建的部队,纳入军队建制序列,授予番号、军旗。预备役军官中,有些是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预备役部队的基本任务是:努力提高部队官兵的军政素质,不断增强信息化条件下快速动员和作战能力;切实做好战时动员的各项准备,需要时迅速转为现役部队,执行作战任务;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预备役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训练大纲的规定,根据部队担负的任务,每年在完成军官、士兵基本训练的基础上,安排一些应用课目训练,使预备役军官和士兵掌握必备的技术和战术技能,提高部队快速动员和整体遂行任务的能力,做到一声令下收得拢、拉得出、能打仗。组建预备役部队是实现战时成建制快速动员的好形式,是提高兵员储备质量的好办法,是节约军费开支、提高国防建设效益的好措施。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和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以及防卫作战、抢险救灾、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等任务。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宗旨、原则,按照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有关规章制度,结合武警部队特点进行建设。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主要职能是:第一,执行边境武装警卫勤务、边防检查勤务、安全检查勤务、海上巡逻勤务,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第二,预防和敌对势力的破坏,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维护社会治安。第三,执行警卫勤务、守卫勤务、消防和反恐任务,保卫党政领导机关和重要目标,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实行统一领导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设总部、总队(师)、支队(团)三级领导机关。各级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武警总部是武警部队的领导指挥机关,领导管理武警内卫部队的军事、政治和后勤工作,对列入武警部队序列的其他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进行指导。武警总部直辖若干师和大专院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武警总队;总队以下根据行政区划和任务需要,设若干个支队;支队下辖大队、中队。

  第一类,内卫部队。这是武警部队主要组成部分,由武警总部直接领导管理。其主要任务:一是承担固定目标执勤和城市武装巡逻任务,保障国家重要目标的安全;二是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三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执行抢险救灾任务。

  第二类,列入武警序列由公安部门管理的部队。其中,边防部队主要担负边境检查、管理和部分地段的边界巡逻以及海上缉私任务;消防部队主要担负防火灭火任务;警卫部队主要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省市主要领导及重要来访外宾警卫任务。

  第三类,列入武警序列受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和武警双重领导的部队。这些部队既担负经济建设任务,同时又负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其中,黄金部队主要担负黄金地质勘察、黄金生产任务;水电部队主要承担国家能源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以及其他建设任务;交通部队主要担负公路、港口及城建等施工任务;森林部队主要担负东北、内蒙古、云南森林的防火灭火以及维护林区治安、保护森林资源的任务。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武器装备,以步兵轻武器为主,配有特种武器和少量重型武器。

  中国领导的民兵组织始建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战争年代,民兵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兵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民兵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主要担负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执行战备勤务、参加防卫作战、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和参加抢险救灾等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民兵在军事机关的指挥下,担负战备勤务、防卫作战任务,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全国的民兵工作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军委职能部门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是本行政区的民兵领导指挥机关;乡、镇、街道和部分企事业单位设有人民武装部,负责民兵和兵役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与本级军事机关对民兵工作实施双重领导,共同组织完成民兵工作任务。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协助军事机关开展民兵工作,解决有关问题。

  民兵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乡、民族乡、镇、街道和企业事业单位建立民兵组织。”民兵必须是身体素质良好、政治可靠的人员。民兵区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28岁以下退出现役的士兵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以及选定参加军事训练的人员编入基干民兵组织。其余18~35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编入普通民兵组织。女民兵只编基干民兵,人数控制在适当的比例内。陆海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城市有特殊情况的单位,基干民兵的年龄可适当放宽。兵役法同时规定,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一是规定基干民兵为一类预备役,普通民兵为二类预备役;二是把参加民兵组织和服预备役年龄、政治、身体条件一致起来;三是建有民兵组织的地方,在基层工作中把两者结合起来,使基层民兵组织成为预备役的基本组织形式。对于未编入民兵组织,但符合服兵役条件的,进行预备役登记。

  民兵编组。基干民兵组织编有应急队伍,联合防空、情报侦察、通信保障、工程抢修、交通运输、装备维修等支援队伍,以及作战保障、后勤保障、装备保障等储备队伍。一般以乡(镇)、行政村和厂矿企业为单位,按照民兵人数多少,分别编为班、排、连、营、团。基干民兵、普通民兵,男民兵、女民兵实行分别编组。行政村一般编民兵连(营),领导本村的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县、乡(镇)所属企业单位,凡人员比较稳定,行政、党团组织比较健全,可建立民兵组织,属乡(镇)武装部直接领导。乡镇编基干民兵营或连,领导全乡的基干民兵。城市民兵的编组,大型厂矿企业可以车间、分厂为单位编组,中小企业可实行跨车间、班组编组。

  新形势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中国武装力量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新要求,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拓展武装力量运用方式,为国家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和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应有贡献。人民解放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骨干,要坚决履行新的历史时期军队使命,拓展战略视野,立足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控制重大危机,妥善应对连锁反应,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积极运筹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

  按照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总要求,人民解放军建设重点是完善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改革部队编组模式,推动作战力量编成向精干、联合、多能、高效方向发展。武装警察部队建设重点是按照多能一体、有效维稳的战略要求,优化力量结构和指挥管理体制,发展执勤安保、处突维稳、反恐突击、抢险救援、应急保障、空中支援力量,完善以执勤处突和反恐维稳为主体的力量体系,提高以信息化条件下执勤处突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任务能力,不断推进重大安全领域力量发展。民兵建设重点是深化民兵预备役体制改革,调整规模结构,压减民兵数量,调整力量布局和编组模式,改善武器装备,推进训练改革,提高以支援保障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边海防建设是国家为了提高边境和海疆防卫、管理能力所进行的军事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边海防的稳固直接关系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关系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我国边海防的领导体制是:国务院、共同领导边海防的管理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边海防的防卫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军事机关,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范围,分工负责边海防的管理和防卫工作,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关于边海防建设与管理的职责区分是:公安部门主要负责堵截偷渡外逃、维护边境(沿海)地区和海上治安、出入境检查、查缉走私贩毒犯罪活动等;交通部门主要负责海陆交通安全、事故处理、商船船员考核、领港、救助打捞、安全指挥、海运环保及倾废污染处理等;农业部门主要负责渔港渔场监管、渔船检验、渔船船员考核、渔船海事查处、渔港环境和渔业资源保护等;海关主要负责人员和货物出入境检查,打击走私,稽征关税等;海洋部门主要负责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及倾废污染、海底电缆管道铺设、科学考察和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等;国家安全部门主要负责边境地区的反谍报、反窃听和有线通信安全检查等;外交部门主要负责指导边海防建设与管理中的涉外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范围,领导本级行政区的边海防建设和管理工作。

  人民解放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关于边海防建设与管理的职责区分是: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军队系统有关边海防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各边境沿海省军区(警备区)、军分区(警备区)及县(市、区)人民武装部,负责辖区内的边海防建设与管理工作;海军各级领导机关参与海防建设与管理工作;解放军边海防部队具体执行辖区内分工负责的边海防建设与管理任务。

  为了实现对边海防工作的统一领导,国家设立了由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的边海防委员会,在国务院、的领导下,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国的边海防工作,处理边海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国家边海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主要职责是:组织研究、制定全国边海防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对全国边海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调查研究,并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和建议;协调有关部门和地区的边海防工作。各沿边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县三级也成立了边海防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协调辖区内的边海防工作。

  我国现行边海防领导体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基本适应边海防工作的要求。但随着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边海防工作面临新的要求。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边海防工作的需要,必须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领导体制,提高边海防管控水平。

  完善边海防领导管理体制,必须着眼强化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军地整体合力,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世界特别是周边主要国家的有益经验,加强对我国边海防领导管理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围绕形成和发挥整体合力,建立健全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边海防委员会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密切配合、各方整体联动的边海防工作机制。各级边海防委员会要结合实际,健全边海防情况报告、情报会商、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合执勤执法、业务培训等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能。要充分发挥边境沿海地区人民群众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军警民联防工作,完善机制、制定方案、明确任务、组织训练、加强保障,构建联防指挥信息平台,着力提高联防联管和联合应急行动能力。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安全环境的变化,边境与沿海地区日益成为国内外矛盾和利益的交汇地带、捍卫国家战略利益的前沿地带、影响周边和国内稳定的敏感地带,边海防管理控制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边海防管控的主要任务。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防范和遏制入侵、挑衅、蚕食、侵权等行为;依法维护边境沿海地区和海上秩序,防范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边境沿海地区社会稳定,防范打击各种敌对势力和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渗透破坏活动;促进边境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和保障改革开放;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营造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

  边海防管控的组织指挥。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法律等手段,统一筹划、统一指挥边海防斗争。日常边海防管控行动和情况处置,由军地有关单位和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实施,需多个单位和部门联合管控与配合处置的,由当地边海防委员会牵头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组织实施;边境、海上重大突发情况处置,由中央统一组织或者中央授权单位牵头组织实施。

  边海防管控的原则。一是坚持维护主权与维护稳定相统一。既要与侵害我国主权权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又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讲究斗争策略,维护大局稳定。二是坚持严格管控与有序开放相统一。既要依法加强管理控制,有效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边境沿海地区秩序,又要不断创新管控方式,积极支持开发开放和对外合作,促进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与增进睦邻友好相统一。既要严密组织边境警戒和海上维权执法行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又要认真贯彻我国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四是坚持集中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统一。既要加大边海防统一管控力度,确保形成管边控海的整体合力,又要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边海防管控效果。

  我国边海防基础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新形势下维护边海防安全稳定的现实需要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新形势下,应针对边海防建设涉及面广、系统性强的特点,搞好整体规划,注重系统配套,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人才队伍、武器装备、基础设施、政策法规等基础建设,提高边海防管控能力。

  人才队伍建设。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大力加强边海防指挥管理、专业技术和综合保障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素质过硬、结构合理、信息化素养和专业化职业化程度较高的人才队伍,为边海防建设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支撑。一是加强边海防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抓好理想信念、使命任务、艰苦奋斗和反腐倡廉教育,切实打牢卫国戍边、爱民固边的思想政治基础。二是根据不同人才群体的成长规律,健全培训机制,合理确定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形成高中低层次衔接、军警民协调互补的边海防人才培训体系。三是依托国民教育,利用军队院校资源,加大边海防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力度。四是研究制定特需专业人才培养、录用、配备和保留边海防骨干、吸收优秀复转军人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健全边海防干部选拔、任用、激励机制。

  武器装备建设。着眼有效履行边海防控制职能需要,按照专业化、系列化、信息化的建设要求,加强需求论证,搞好资源整合,提高科技含量,逐步形成先进适用、功能互补、系统配套、有边海防特色的武器装备体系。一是根据遂行边海防任务需要,加大新型和专用武器装备研发配备力度。二是加强对边海防武器装备发展的统筹协调,涉边涉海部门安排边海防执法装备重大项目,应当征求国家边海防委员会的意见。三是充分发挥军队退役舰艇等装备的使用效能,按照专业需求进行适应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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