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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并不是李德博古的错

归档日期:11-25       文本归类:反合围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传统党史将此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归因为李德、博古等人“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但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强调运动战的原则:“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

  去年是建党九十周年,岁末,黄道炫先生的著作《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以下简称《革命》,引文只注页码)出版,作为在这一特殊年份的一部党史领域的著作,目光投向了我们较少关注的1933-1934年,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光彩夺目,相反却有些磕磕绊绊的两年。

  以往的以中共一党为唯一主角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戴上阶级分析的眼镜来观察与中共有关的历史,将中共的“革命”看成历史的唯一命题。只见动员“革命”的中共,却看不到动员的对象苏区的群众的反应,也看不到“革命”的旁观者与对手的观察,这样的历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苏区的真实面貌?看来,这些中共“革命”的佐料对于还原与重构更立体、全面、真实的历史实在是至关重要。

  《革命》旨在打破既往研究的局限,用微观解剖的方法努力重构1933-1934年的中央苏区的“革命”现场。本书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中央苏区的炼成和建设,二为国共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较量。著者爬梳了包括中共高层文件、基层档案、方面材料等大量的史料,努力重构著者所言的“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1页)。

  中共作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依凭的政党,从一开始就以“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为己任。剑芒所指之处,社会革命便磅礴而出。土地革命、民主集中制、妇女解放等等,无不在苏区掀起飓风。活跃在乡土草莽之间的中共党人,力争改造农民、重建农村社会,然而与此同时,其自身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农民所改造,因农村社会而嬗变。

  就拿土地革命来说,“革命”的话语,却未必与苏区的实际完全契合。苏区“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相当多数一般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拥有相当数量土地”(26页),而且在江西还存在自耕农占绝对优势的“无地主村”,作为“土地较为分散的地区”,福建与江西“中人之家”即“中农”却占有相当的比重。出于动员革命的要求,“作为一种宗族、团体的占有形式”的公田便被归为“地主豪绅变相占有土地的方式”,算为地主所有的土地,加以平分。“事实上,如果给农民真正的土地使用权,在中央苏区这样公田发达而地主占地并不集中的地区,平分公田让农民受惠的程度并不比没收地主土地少,这是中共革命可以信手拈来的绝妙棋子。”(48页)

  除去土地革命,中央苏区政策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存在“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情况。《革命》从党、政权、教育与文化、社会革命的宣传、妇女、群众、红军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中央苏区的情境,体现出一种社会史的视野,其中不乏有趣之处。

  比如,作为在中央苏区“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的妇女,一直是极受重视的群体。但是,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是客家人聚居地,而“客家人有天足传统”,“客家妇女参加劳动者甚重”,“妇女可以不依赖男人,甚至养活男人”,体现出与汉族妇女迥异的面貌。中央苏区妇女地位提高迅速,并成为参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力量,中共主观的宣传与推动自然不可忽视,但是其客观因素似乎也不容小觑:苏区“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耗去了苏区最宝贵的人力”(252页)。男子充军留下的大量社会真空,急需其他社会力量来补充,而妇女自然成为了需要动员走出家庭,走向田地的对象。

  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央苏区党和政权“组织不正规、工作中的随意性等问题上普遍存在”(110页),似乎也有其不得不为之的苦衷。比如老百姓不满于“派公事不公平,壮年人偏不派,硬要派我们这些老人”,自然与“壮年人”是兵源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对苏区的政策,农民也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加以理解与发挥,导致政策变形走样。中共的“非基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就被农民认为是“飞机运动”,而“废除租借地”的“租借地”也被农民认为是农民租借地主土地的简称。更有趣的是,稍后的抗战时期,中共强调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却意外地与农村中固有的非婚性关系结合。

  《革命》中曾提到中共注意宣传。红军标语“满坑满谷,随处可见。而国军到时,则每于标语相当之处,涂改数字,以为国军宣传焉”。著者认为:“一个是书写不厌其烦,一个是涂抹都敷衍了事,国共两党宣传、办事用心程度的差异,于此线页)但除此原因外,是否也有国共两党宣传理念相近的因素?的高级将领陈诚在家书中就曾发出这样的慨叹:“以现政府及环境关系,纵被如何烧杀,亦有让他烧杀。概烧杀仅限于有产阶级,于穷人实无甚关系。而诸为富不仁者,实不杀何待。尤其贪官污吏之种种苛捐杂税,实在好叫来杀的一个干干净净。”(《蒋介石的人际网络》,44页)对于“为富不仁”的“有产者”和“贪官污吏”的仇恨,恰是陈诚等指挥围剿的人与中共分享诸多共同观念的冰山一角。对于苏区大多数标语,或许“涂改数字”后,也就真的成了“国军宣传”。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大败仗。传统党史多从中共中央的战略战术错误来探讨此次败走麦城的原因,认为“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地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第一卷上册,377页)。

  然而,《革命》并不局限于从中共这一视角,同时关注了的战略与战术。由于前几次“围剿”的失利,蒋介石对此次“围剿”极为重视,势在必得,全力以赴,从作战准备、作战方针、作战基础、作战部署等方面全面重视,甚至不惜采取“堡垒主义”寸寸推进的“笨方法”,只为能够求稳、求准、求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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